既然有生离，那么必有死别。此条恰逢壬寅年中元节。
我读过的苏轼手札中，最喜欢的就是这一封《与径山维琳》：
某岭海万里不死，而归宿田里，遂有不起之忧，岂非命也夫。然死生亦细故尔，无足道者。惟为佛为法为众生自重。
苏轼写这封手札时已在常州，好不容易从岭南归来却身染沉疴，半月后便与世长辞。
实际上，苏轼写这封手札时，维琳和尚此时就在常州照顾，直到他去世后才离开。维琳和尚从苏轼任杭州通判时被请到径山寺的主持算起，两人的友谊长达三十载，仅以当时的交通和通信情况而言，实属不易了，更何况苏轼的后半生几乎都是戴罪之身。
《东坡纪年录》中苏轼弥留之际与维琳和尚的对话被完整记录：
（维）琳扣耳大声云：「端明，宜勿忘西方。」
（东坡）：「西方不无，但个里着力不得。」
（钱）世雄云：「固先生平时履践至此，更须着力。」
（东坡）曰：「着力即差。」
语罢即逝。
按照现在的公历纪年法计算，苏轼去世时并不是六十六岁，实际上还有半年才满六十四。从乌台诗案之后，他虽然有过短暂的高官厚禄，但更长的是挨整。刚刚北还就要病死，恐怕他自然不会毫无留恋。
然而苏轼毕竟是苏轼，他明白人不过是「蜉蝣于天地，沧海之一粟」，没有谁可以对抗自然法则，所以也就平静地接受死亡到来。无法逃过死，却死的不失风度。